欧盟燃油车禁令争议：Stellantis与宝马的联合反击

引言

当欧盟雄心勃勃地推进2035年燃油车禁令时，一场无声的战争正在汽车行业内部悄然爆发。Stellantis集团的新任CEO Antonio Filosa毫不客气地指出，这一目标“不可行”，而宝马则紧随其后，呼吁将禁令推迟至2050年。这不仅仅是政策之争，更是关乎亿万消费者出行方式、工业生存与气候目标的复杂博弈。随着欧盟在压力下悄然调整规则，这场辩论正演变为全球汽车产业转型的风向标。

欧盟政策的雄心与挑战

2023年3月，欧盟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从2035年起禁止在欧盟销售新汽油或柴油汽车的规定，旨在加速实现碳中和目标。这一政策被视为欧洲绿色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，设定了明确的脱碳路径：到2030年，新车排放需减少55%，并在2035年实现零排放销售。然而，政策中嵌入的2026年“复审条款”暴露了其内在的不确定性，允许欧盟在初步评估后进行调整。

欧盟的初衷无可厚非——应对气候变化迫在眉睫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，交通运输占全球碳排放的24%，而汽车是其中的主要贡献者。但这一激进时间表在现实中遭遇了多重阻力。基础设施不足、电池供应链瓶颈以及消费者接受度低，都成为政策执行的绊脚石。更关键的是，汽车工业作为欧洲经济支柱，贡献了超过1380万个就业岗位，任何仓促转型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
在工业界的强烈游说下，欧盟委员会已于今年3月放宽了中期减排目标，显示出政策弹性。同时，计划在2025年慕尼黑汽车展后与制造商展开“战略对话”，这预示着禁令可能并非铁板一块。但Stellantis和宝马的公开反对，将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，揭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裂痕。

Stellantis的立场：灵活性是脱碳的关键

Stellantis集团，由菲亚特克莱斯勒与PSA集团合并而成，旗下拥有Jeep、标致、雪铁龙等14个品牌，是全球第四大汽车制造商。其新任CEO Antonio Filosa在近期多次公开讲话中，直言不讳地批评欧盟的2035年禁令。Filosa强调，目标本身值得追求，但执行方式缺乏现实考量。“到2030年减少55%的排放，以及2035年全面禁售内燃机，按照当前定义根本不可行，”他在一次行业峰会上表示，“我们需要引入灵活性，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”

Filosa的观点基于多重现实因素。首先，欧洲汽车市场正面临萎缩风险。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，2023年新车销量仅增长4%，远低于预期，而电动化转型所需的高成本正加剧消费者观望情绪。其次，纯电动汽车的普及受制于充电基础设施的滞后——欧盟目前仅有约50万个公共充电点，远未达到2030年所需的680万个目标。Filosa指出，欧洲不能在市场低迷时期“锁定全面的电气化”，这可能导致工业活动停滞和就业流失。

为此，Stellantis倡导一种多元化的技术路径，包括：

• 混合动力技术：作为过渡方案，混合动力车能显著降低排放，同时缓解续航焦虑。
• 插电式混合动力和增程器：这些技术可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区发挥重要作用，平衡环保与实用性。
• 对基础设施和工业的投资：Filosa呼吁欧盟加大对充电网络和电池生产的支持，以确保平稳转型。

“脱碳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，”Filosa补充道，“我们必须兼顾工业持续性和环境目标，否则欧洲可能在全球竞争中落后。”这一立场反映了Stellantis的战略调整——该集团计划到2030年推出超过75款电动车型，但坚持技术多元化为核心。

行业反应：宝马与其他制造商的共鸣

Stellantis并非孤军奋战。宝马集团CEO奥利弗・齐普策同样对欧盟禁令发出警告，称其为“重大错误”。在宝马的年度报告中，齐普策提议将禁令推迟至2050年，并采用全供应链排放核算体系替代现行政策。“单纯禁止内燃机是短视的，”他指出，“我们应该关注车辆从生产到报废的整体碳足迹，而不是简单地淘汰某种技术。”

宝马的立场得到了部分行业数据的支持。根据麦肯锡的研究，电动汽车在生产阶段的碳排放可能高于燃油车，主要源于电池制造；只有在使用阶段，其环保优势才逐渐显现。齐普策强调，一个全面的核算体系能更公平地评估不同技术的环境影响，同时鼓励创新。

其他制造商虽未公开反对，但表现出谨慎态度。大众集团虽承诺到2035年在欧洲只销售电动车，却同时加大了对混合动力技术的投资；雷诺则呼吁政策支持中小型企业转型。行业组织如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也警告，激进政策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和价格飙升，影响消费者负担能力。

相比之下，一些新兴电动汽车品牌如特斯拉和Rivian则全力支持禁令，认为这能加速行业洗牌。这种分歧凸显了汽车产业的断层线：传统巨头依赖渐进式转型，而新玩家更倾向于颠覆性变革。欧盟的政策正是在这种张力中摇摆，寻找平衡点。

欧盟政策动态：调整与战略对话

欧盟委员会在面对工业压力时，已展现出灵活性。2023年3月，欧盟放宽了中期二氧化碳减排目标，将2030年的部分阶段性要求调整为更温和的指标。这一举动被解读为对现实挑战的回应——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问题，让欧洲经济复苏步履维艰。

2026年的“复审条款”将成为关键转折点。欧盟计划对禁令进行初步评估，重点关注技术进展、市场接受度和基础设施建设。如果进展不及预期，政策可能引入例外条款或延长过渡期。此外，欧盟已宣布在2025年慕尼黑汽车展后启动与制造商的“战略对话”，旨在凝聚共识，避免政策落地时的剧烈冲突。

欧盟内部也存在分歧。德国、法国等汽车大国倾向于支持工业界的呼吁，而北欧国家则坚持激进脱碳。这种政治博弈进一步复杂化了政策执行。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主席Pascal Canfin曾表示：“我们需要务实，而非教条。禁令是目标，但路径可以多样化。”

与此同时，欧盟正在推动配套措施，如“绿色协议工业计划”，旨在补贴电池工厂和充电网络。但这些努力能否弥合分歧，仍取决于未来几年的实际进展。

深层分析：为何反对声音如此强烈？

Stellantis和宝马的反对，根植于技术、经济和社会多维度的挑战。

技术现实：电动化转型的瓶颈

纯电动汽车的普及面临三大瓶颈：

• 电池技术：尽管能量密度在提升，但锂、钴等原材料供应链高度集中，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推高成本。根据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的数据，电池价格在2023年仍比2010年高出40%，限制了普及速度。
• 充电基础设施：农村和边缘地区的覆盖不足，导致“充电荒漠”问题。国际能源署估计，欧盟需每年投资200亿欧元才能满足需求。
• 续航和充电时间：消费者对里程焦虑的担忧未减，尤其是在长途旅行中。

混合动力和燃料电池技术作为过渡方案，能缓解这些压力。Stellantis的多元路径提议，正是基于这种现实考量。

经济影响：工业基础与就业风险

汽车行业是欧洲制造业的脊梁，贡献了欧盟GDP的7%。激进转型可能导致：

• 就业流失：内燃机产业链涉及大量工作岗位，从发动机制造到维修服务。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，全面电动化可能使欧洲损失50万个直接就业机会。
• 供应链 disruption：传统供应商如博世、大陆集团需巨额投资转型，否则可能被淘汰。
• 全球竞争：中国和美国通过补贴和政策支持，在电动化领域快速领先。欧盟若政策僵化，可能失去市场优势。

Filosa的“维持工业活动”呼吁，正是为了防范这些风险。

社会接受度：消费者行为与公平性

许多欧洲消费者对电动车持保留态度，原因包括：

• 高昂价格：电动车平均售价比燃油车高出30%，中低收入家庭难以负担。
• 使用习惯：燃油车在可靠性、加油便利性上仍有优势。
• 区域差异：东欧和南欧地区基础设施落后，转型可能加剧不平等。

欧盟政策需考虑这些社会因素，否则可能引发公众反弹。

未来展望：平衡环境与工业的路径

欧盟的脱碳目标不可动摇，但执行方式需更智慧。可能的妥协方案包括：

• 技术中立政策：支持所有低排放技术，如混合动力和氢燃料电池，而非单一电动化。
• 阶段性目标：将2035年设为愿景，而非硬性截止日期，允许根据进展调整。
• 全供应链核算：如宝马所提议，评估车辆生命周期排放，激励整体减排。
• 加大投资：欧盟和成员国联合资助基础设施和创新，降低转型成本。

Stellantis和宝马的反对声音，可能催生更可持续的转型模式。未来几年，随着复审和对话推进，政策可能逐步细化。行业与监管者的合作至关重要——只有通过务实对话，才能实现气候目标与工业繁荣的双赢。

结论

欧盟2035年燃油车禁令的争议，远不止是一场政策辩论，它揭示了汽车产业在时代变革中的深层矛盾。Stellantis和宝马的联合反击，提醒我们脱碳之路需兼顾理想与现实。消费者、行业和政策制定者都应参与这场讨论，共同塑造一个包容且可持续的出行未来。毕竟，在气候危机与工业生存之间，平衡才是真正的智慧。